增大有效认证的空间，缩小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食品药品工程质量、道路交通安全等等社会经济事务规管上的认证失灵，这些国家治理的基本任务，要求中国的现代认证体系尽快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起来、全面起来、有效起来。
参见张光照、杨致恒：《中国人口经济思想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22-34.[6]《周礼。中国从一开始就相当彻底地实现了政教分离，很早就实现并长期坚持身份、财产认证的制度化与国家化，福利认证与社会经济认证的历史也比古代西方长很多。
为了防止逃税、避税，国家创设了一些新的认证形式，重点仍在于准确认定纳税人数，制定合理的纳税标准，减轻税负不合理的程度。按财产和人口多少确定户等和纳税标准，每年由县令到乡村根据朝廷定样细分户等并征派赋役，此为输籍定样。3、上计制度：对财政开支的认证战国时期韩、赵、魏、秦推行上计制度：郡县长官年底前根据本地历年实际经验，做出下一年度民户和税收预算书写在木劵上，国君保存右劵，地方保存左劵，下年度末国君根据右劵考核官吏确定赏罚升迁。明朝的里甲制度沿用了宋朝保甲制，里甲实为保甲：110户为1里，推选丁多财多的10户为甲长，其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福利认证则是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之后，个人无法单独应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压力的情况下，现代国家通过再分配体制建立福利国家、化解自身内在矛盾、缓解个人社会压力、稳定国家体制与公共秩序的自然需求。
[36]元朝户籍登记成为青册制度，登记时间并无定制（共约12次，分别在1235、1252、1261、1262、1263、1264、1270、1274、1275、1290、1291和1331年），但仍以民户手实丁口和田宅为基础，按职业划分民、军、匠、站、打捕、近、灶、儒、医、盐、矿、屯田等74个职业户，以及蒙古、畏吾儿、回回、契丹等9个民族户。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才逐渐走上古代中国的认证能力制度化道路，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人与物越来越特征化，事实收集权的中央集权化，加上沟通技术的升华，使得现代认证超越了古代认证，在事实的全面程度上发挥到了极致，使现代国家开始真正渗入社会经济生活，在制定恰当社会政策、解决相应社会问题上优于古代国家，这导致了认证能力的古今差异，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各种认证类型上、在事实与规范两个层面开始全面超越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第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论不能缆括现实生活所有的组织形态和权力来源，会导致国家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的缺位。
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载于《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比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集科技推广、技术服务、信息提供、农产品产供销服务为一体，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是我国民间组织在基层出现的新生事物（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03年10月29日）），你很难说这种形态不具有营利性。五、初步的结论第三部门就其概念范畴来讲，是多义的、很难界定的。3、在进一步拉张行政法视野的同时，会对行政法结构进行重构如果我们将第三部门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纳入行政法调整的范围，首先在微观上我们就必须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相应的改造，行政法关注的目光将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委托进一步延伸到具有公共治理性质的第三部门管理活动。
[24]它是公共服务职能从公共领域（public sector ）转移到私人领域（private sector），发生的领域要比第三部门所在的社会领域为宽，跨向了经济领域。[18]那么，这种研究现状是否充分？是否已经足以完成行政法的使命，而显得我以下的分析都是多余？这是我所关心的，也是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根本理由。
有些是舶来品，如NGO （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NPO （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非营利组织）、[7]公法人。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何增科译，载于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6页。单从这点上看，引入第三部门似乎是不甚理智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行政法是以行政为中心，更加关注行政内的行为和决定的控制与促进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以司法审查为中心，更多关注合法原则、自然正义和合理在法院与裁判所的发展问题。
在我看来，构建行政机关、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他组织的行政主体二元结构，恐怕从概念上比较周延、切合实际需要。3、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重构概念重构是建立在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之上的，批判的要点有：第一，我国行政法学上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体系，比较简单粗糙，不能反映现实中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类型的多样性，也未能为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九十年代后期，对行政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关注的传统范畴之内，比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程序，并进一步延伸到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行政，以及软法（soft law）现象等等。[12]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组织形态、文化传统和制度沿革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的差异，既便是在西方国家，对第三部门的理解还有些微的不同
六、结语本文分析了我国宪法平等权的基本理论框架，通过平等权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在个案中审查出某一国家权力机关的不平等对待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平等权的基本精神。张步峰：《男女退休不同龄制度的宪法学思考》，《法学家》2009（4）：138。
在判断是否涉及平等权时首先不应考虑差别对待还是同等对待，而应审查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还是不同。（一）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来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除了我国宪法文本单独列出的民族、信仰和性别这三个特征，我们还可以根据很多标准将人进行划分，比如根据身高、相貌、学历、出身等。
由于第34条所列举特征的特殊意义仅存在于选举权领域，因此这一条款不应被视为我国宪法的特别平等权条款。笔者认为，由于上文中发展出来的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强度的方法包含了对相应自由权位阶的考虑，且严格依照双重基准理论会忽视个案中的具体情况，因此采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更为合理。根据损害强度的大小，审查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宪法正当性可依据明显性审查和比例原则审查两种标准。［德］Konrad Hesse, Gleichmass und Uebermass, in: Wege und Verfahren des Verfassungslebens: Festschrift fuer Peter Lerche zum 65. Geburtstag, Muenchen 1993, S. 121, 128。在此，只要存在某一事实理由就不违反宪法平等权规定。此处需要将国家追求的利益与损害的利益进行理智权衡，国家尤其不得为了实现某一公共利益而过度损害公民平等权。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69。若脱离某一个体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无法平等的享有自由，那么等于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
此外，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使得判断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宪法正当性到底需要宽松审查还是严格审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仍然采取严格审查方法，比例原则的审查结果也可能产生变化。二、平等权与自由权的区别和联系众所周知，宪法是约束国家权力的根本法，因此基本权利主要用于私人防御国家的侵害行为。
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比如在立法时期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群体可能随着社会变迁日趋相同，这时如果立法机关一味坚持差别对待而不对法律做出必要的修正可能会导致违反宪法平等权。
照此，认定不平等对待行为具有宪法正当性须满足下面四个条件：第一，不平等对待行为设法实现的目标必须是被宪法认可的价值，比如某一正当的公共利益或个体利益。若依照宪法特别平等权列举的标准进行划分，对平等权的损害强度则最大。因为一般来说遭受不平等对待群体的人数越少，群体就越处于弱势地位，对划分标准（特征）越敏感，一旦以该特征为标准做出不平等对待，对人的尊严伤害极大。四、个案中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在审查不平等对待行为是否具有宪法正当性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下文将总结出六种不同的衡量方法。
李震山：《基本权利之冲突》，《月旦法学杂志》1995（5）：60。无论侵犯自由权还是平等权均可能会触及人之尊严这一人权核心内涵，因此自由与平等已成为被普遍认可的宪法价值。
在此，将个体或群体进行划分的着眼点本身不能成为追求的目标。注释： [1] 但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才是平等应有之意，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属于公平和正义范畴，不应属于平等范畴，它只是平等原则的补充，是对平等可能造成的不公平的一种补救。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制定时期符合宪法平等权的法律规定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偏离宪法平等权精神。我国有学者利用美国的双重基准理论（theory of double standard） [7] 来判断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宪法正当性。
第二，不平等对待行为必须有助于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可见，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往往是由该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在这六种方法中，前三种是根据划分标准来衡量，我们将其归为一类进行讨论。宪法强调男女平等则主要考虑到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些传统文化糟粕至今对社会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不平等对待行为导致个体无法满足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基础，那么对其平等权的损害强度最大，因为这威胁到了公民的生命权。比如法律规定女性比男性提前退休可能构成对女性劳动者平等权的侵害，而女性享有与男性同龄退休的前提是其享有宪法规定的劳动权。
三、我国宪法中的一般平等权与特别平等权（一）一般平等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国宪法中的一般平等权条款。内容摘要：当本质上相同的个体或群体受到不同对待或本质上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受到相同对待时会涉及宪法平等权问题。
根据宪法文本，这一平等权条款似乎仅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即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参见马岭，《宪法中的平等权》，载《中国宪法年刊》（2006），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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